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六)| 互联网时代对社会信任的重构:以武汉疫情的发生为例
互联网时代对社会信任的重构
以武汉疫情的发生为例
文:翟学伟
引言
既往的社会信任研究框架是以传统走向现代最为典型,即学者们试图透过从特殊信任到普遍信任的研究来展示社会现代化的程度或者文化差异。此文试图面对现代性社会本身,即在一个科层制与信息化交融的社会,探讨信任的发生与运行的机制是什么。为此,借助于对“信”字的词汇排比,此文提出了基于人之行为的表达性信任和基于事况的实情性信任两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个新的信任模型。若将这一模型用来分析武汉疫情,其间所发生的几个重大事件便能获得较好的定位和理解,从而可以进一步看出当下民众信任的转向与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
信任研究的再出发
信任的两个维度及其关联
现代社会信任框架的重构
武汉疫情中的信任问题
图4:武汉疫情中的信任类型划分
小结
图5:社会期待的信任模型
参考文献
翟学伟,2014a,《信任的本质及其文化》,《社会》,
翟学伟、薛天山(主编),2014b,《社会信任:理论及其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翟学伟(主编),2017,《中国社会信用:理论、实证与对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翟学伟,2019,《从社会流动看中国信任结构的变迁》,《探索与争鸣》,第6期。
Hovland, C. L. & W. Weiss, 1951, “The Influence of Source Credibility on Effectivenes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15.
Kellman, H. C. & C. L. Hovland, 1953, “Reinstatement of the Communicator in Delayed Measurement of Opinion Change”, Journal of Abnormal Social Psychology, Vol.48.
(本论坛文章特辑《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将于202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论坛回顾:
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二)| 变革学科范式,全面发挥心理学在健康治理中的作用
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三)| 关注疫情冲击下涌现的“新弱势群体”
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四)| 信息、信任、信心:疫情防控下社会心态的核心影响因素
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五)【圆桌】疫情下的社情民心:青年学人的视角
———— 征稿启事 ————
本论坛期间欢迎心理学、社会学、公共管理、政治学、教育学、人类学等领域研究者投稿。邮箱地址:cbcasp@163.com